台湾的速记研究与推广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原国民党政府的速记员约有50人左右。部分留下来在各地参加新中国速记工作。随原国民党政府机关去台湾继续做速记工作的约加人左右。他们在台湾政府中任职的，也有办学传授速记技术培养速记人员的，还在台湾出版速记教材，推广发展速记事业。
    据在原南京国民党总统府中任速记长，现为中国文献信息速记学会顾问的居正修先生介绍，去台湾的速记人士有汪怡、杨立人(汪怡式)，许师慎、江浩、杨欣泉(张才式)，周玉昆、兰清泉、陆琅予(炳勋式)，萧仲泉(邦永式)，段竟成、涂翔宇、张力行(亚伟式)等，还有在军队中工作的，如李锡九(亚伟式)。
    汪怡(1878-1960)先生在1951年10月10日《国语日报》发表《我研究速记的经过》一文。自述他从14岁那年学会了旧音韵学上“空谷传声”便有志研究算起，到1951年发表该文时刚60年，当时他已经74岁了。他说:“印年花甲一周，或称一世，经过一世研究速记，却不过有这点成就，好像太没出息;可是这一点仅有的成就，又似乎总得把它记述一下才好。”他研究速记贡献之大，却如此谦逊。早在他创案之前，先后学习了4种速记方式。18岁那年，继续研习了葛锐格速记之后，也就是1896年研习了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是间接从湖北自强学堂(即今武汉大学)分发给在堂学生那里读到的。他直接研究速记，是从蔡璋的《中国速记学》开始。过了两年，他又从吴县沈学的《盛世元音》中研习速记，这是一种吴音速记，汪先生说“这是我进习速记的第三方式”。在他二十二三岁时又参考英人皮特曼速记，并结合我国音韵学上的声韵，拟制了<中国新式速记术》(1919年初版)，接着又有第二式、第三式、第四式出版。汪怡的第五式是1951年在台湾问世的。这时他已年近古稀，仍潜心改编教材，不断出新，却对他的研究成果仍不满足，他说:“至我这第五方式的《汪怡速记学》究竟有多大的贡献，只有待最近的将来专心攻习的人们来作考验了。”他在台传授速记，“在台招生试讲，成绩很好。可是我人愈老而眼愈坏，或者这就是我研究
了一世速记学的定本了;因此我不免有点‘敝帚自珍’……”他这么认真对待科学的精神和谦逊、严谨治学的美德是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的。他把一生献给速记研究和教学，令人崇敬。1960年7月14日卒于台北，年/又十有二。
    据1962年月21日《自立晚报》发表的题为《张才式速记在台湾》的报道，“这些年来在台湾流行的长沙速记，除张才式以外，有汪怡式、炳勋式、邦永式、竟成式、亚伟式等。在各地传习的有台北的汪怡式、俊贤式、宗显式;台中的简化式;高雄的中群式、崇茂式。各有特点，各显神通，不过实际的成绩，并没有想象那么好。’，当时教学速记和应用速记方面，列人学校课程的有大学新闻系和商业职业学校的高级班设有速记一门。补习学校开速记这门课的一般都是函授，只有台北市济南路台湾省民众服务处兼办面授，讲义采用张才式速记。速记人员以立法院为最多，除院会有专职速记员6人外，十几个委员会各设有速记员1人。其次是监察院。至于其他机关往往都设速记员1人。国会3机构都很重视速记工作，设有速记专职人员，国民大会有专任速记员，都是张才式速记学员。立法院有速记长江浩，监察院有速记主任杨欣泉，国民大会有刘淑英。行政院的政务会议，司法员的大法官会议，考试院的考试委员会议，都有速记设置，而且都是张才式速记学生担任。国民党空军司令部速记组长李锡九(亚伟式)。50年代末，台湾省社会服务处约集台湾教育部、教育厅、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的专家们举办了一次速记比赛，冠亚军均被张才式速记学生夺得。